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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时间浪费在争执上。

在我加入牛津大学法学院后不久，他认为我应当研究监察专员，并邀请我共进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讨论这一问题。[30]韦德的行政法，是与控制政府权力相关的法，包括大量司法审查的一般原则。

随后，其职业生涯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韦德回复说他被威尔伯福斯勋爵非常慷慨热情的信件所感动，再没有别人的认同会使他感到如此荣幸，并乐于见此。[29]他在那里的交往给了他很大的社交愉悦和智识充实。从而他对法院的判决以及改革者的工作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在1943年结婚并育有二子。

韦德、迈克尔和爱德华（当时20岁和17岁）还有两位随行人员，被坏天气困住，在12000尺的高处度过了难眠的夜晚。[60]在1980年，他协助下议院国外事务委员会，考虑将加拿大宪法修订权从英国政府移交给加拿大政府，切断加拿大与威斯敏斯特议会最后的法律联系。[97] (2)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即该行为旨在形成、变更、废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对存在争议的权利义务状态进行澄清(确认)。

诚如舒尔特所指出的，行政事实行为在德国经历了一个波浪形的发展过程，[79]这种波浪形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它与行政处理或者正式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可能与学说上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存在争论有关。比如福斯多夫就强调，如果一个行为可以推导出忍受义务，那么就是行政处理。[51]这一规定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6项就已存在，但对于什么是不实际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为，观点并不统一。

[115]同注[98]，第78-80页。受案范围又称诉讼对象，是指法院受理何种争议。

通常对其适用一般行政法的不成文规则，当然行政法的管辖规则和有关裁量行使的规定对其也是适用的。[33] 3.影响权利义务标准。由于行政事实行为直接产生事实效果，而且该事实效果一旦形成就可能对相对人造成损害，所以对于行政事实行为来说，有效的救济层次包括：一是防止事实效果的形成，亦即不让那些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事实行为作出，这涉及消极的给付之诉，包括一般不作为之诉和预防性不作为之诉。但也有例外，在行政监督中，命令相对人提供其生产运营的记录情况，这一命令本身没有改变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为一事实行为。

程序性行为之所以不能起诉，并不在于其是行政处理还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是为了避免因对程序行为之争议以致延误官署的实体决定程序集中及法律救济的一体性避免不同程序产生矛盾的结果，[115]或者说是基于权利保护必要性的现实考虑。二、德国法上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 之所以讨论德国法，主要是因为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最早是德国行政法学者瓦尔特·耶利内克(Walter Jellinek)提出的，[56]因而有必要回到源头上进行讨论。【参考文献】 {1} Walter Jellinek, Verwalgungsrecht, 3. Aufl.,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31. {2} Martin Schulte,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Verfassungs-und verwaltungsrechtsdogmatische Strukturüberlegungen am Beispiel des Umweltsrecht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5. {3} Christian Ernst, Die Verwaltungserkl?rung: Die einfache verwaltungsrechtliche Willenserkl?rung als Handlungsform der Verwaltung, Berlin: Duncker Humblot, 2008. {4} Barbara Remmert,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Hans-Uwe Erichsen und Dirk Ehlers (Hrs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4. Aufl.,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Co. KG, 2010. {5} Georg Hermes, Schlichtes Verwaltungshandeln, in: Wolfgang Hoffmnn-Riem/Eberhard Schmidt-A?mann/Andreas Vo?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 Band II,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2. 作者简介：王锴，法学博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

前者是行政事实行为，后者是行政处理。法律效力与事实上的强制力或暴力不同，法律效力是一种法律上的应然，[94]这种应然本身就可以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指引，并不依靠事实上的强制力。

[11]所谓法律目的不仅是行政主体的内在心理状态，更重要的表现为明确的意思表示。[6]王红建也持相同观点，但他对法律效力的理解是相当于强制力。

[53](2015)库民初字第200号。其中，后者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德国行政法学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73]开始把调解作为行政程序中冲突解决的机制，并作为对那种不透明的、纯粹双边协商的平衡。[119] 在德国，准法律行为被称为非行政处理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Verwaltungsrechtliche Willenserkl?rungen ohne Verwaltungsaktscharakter)，[120]是指行政机关具有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图，但能否产生法律效果却不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意图，而是系于法律的规定。因此学者们有时刻意地扩大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甚至将一些行政事实行为归入具体行政行为，以图获得救济的可能(详见后述)。[60]那为什么行政机关要采取单纯高权行政呢？耶利内克主要用效率原则来解释，人们借助于它们可以比国家权力的强制更快地实现目的。[91]同时，行政事实行为也不限于外部性，比如记录和收银、现金审计、打扫办公楼等。

[116]参见注[5]，第431-432页。[50]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69条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中就将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第1项)与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第8项)分开表述。

所以，即使某人的权益受损，也非公开机关的意图所直接造成的。[3]参见范扬：《行政法总论》，邹荣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在封丘县电业局诉封丘县卫生局撤销检查笔录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事后确定的裁判要旨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属于记录客观事实的证据，没有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具有可诉性。法院一方面认为拆除行为属事实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但拆除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还需证据支持，并最终因为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否认了拆除房屋具有行政事实行为的性质。

[8]胡建淼、王银江：现代行政视野中的事实行为，《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3页。但问题是，到底扩大了哪些非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从新《行政诉讼法》13条来看，并非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受理。(一)行政强制行为的性质 我国历来有将行政强制行为视为行政处理的传统。[7]同注[2]，王红建文，第60页。

而江必新和梁凤云认为，这是指内部工作规程和观念表示。[62]耶利内克提出单纯高权行政不仅是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类型，也隐含着用其来代替行政处理的意思。

再比如物理活动说，认为事实行为只是纯物理活动，完全不带意思表示，也不够准确。单纯代表它追求的是事实效果。

[35](2015)海中法行终字第66号。[50]比如行政行为许可甲建设建筑物，距离建筑物远远超过日照、通风等影响范围的乙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判断行政许可行为对乙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

[4]当前，在我国还存在一种否定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倾向，认为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不好界定、与具体行政行为不易区分，所以应当放弃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而着眼于事后的救济，即无论是何种行政行为，关键是能将其纳入行政监控体系、对其提起诉讼。比如在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中，法院认为，盐务局作出扣押丰祥公司工业盐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93]由此可见，调整包含两点：(1)有法律效力。而判断有无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是是否可以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如行政机关根据《测绘法》竖立一个测绘标志，它不对特定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准法律行为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受案范围从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这一修改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7](2010)二行初字第13号。

科普认为，单纯的确认包括证明收到申请、证明申请材料的完备性等等。在更多的案例中，法院并未对认定事实行为的理由进行阐释，而是直接将某种行为认定为事实行为。

[27]这其中的症结在于，强制力既可以是法律上的强制力，也可以是事实上的强制力。[123]如果承诺的对象是作或者不作行政处理，那么就属于保证(Zusicherung)，保证是承诺的一个子集。